美国国会众议员Raja Krishnamoorthi近日向交通部长Sean Duffy发出公开信，要求其在9月30日前就特斯拉Autopilot和Full Self-Driving（FSD）系统的监管问题给出明确答复。此举源于NBC新闻的一项调查，该调查收集了至少43段视频，显示特斯拉司机在使用这些系统时疑似睡着，这一现象引发了公众对辅助驾驶系统滥用的深切担忧。
Krishnamoorthi在信中向交通部提出五项具体问题，包括特斯拉如何确保司机保持警觉、现有法规是否足以应对滥用行为，以及交通部是否计划采取行动等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特斯拉官方一直声称Autopilot和FSD“需要驾驶员主动监督，并非自动驾驶系统”，但视频中司机明显脱离驾驶的状态，恰恰说明这些警告在实践中未被充分遵守。
这并非特斯拉首次面临此类质疑。过去几年，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（NHTSA）已对多起涉及Autopilot的事故展开调查，特斯拉也因夸大系统功能而饱受抨击。然而，NBC的这段调查揭示了监管与执法的灰度地带：即便特斯拉清楚系统的局限性，仍将功能推向市场，而部分车主则在有意或无意中将其当作“无人驾驶”来使用。
从技术角度看，特斯拉的FSD（全自动驾驶）版本已进化到V13阶段，但在复杂路况下的接管率仍然较高。行业普遍认为，当前L2+级别的系统即便具备高阶领航辅助功能，仍无法应对所有边缘场景。特斯拉是美国市场智驾的领先者，但这一波舆论浪潮可能迫使政策制定者重新评估其合规性，甚至影响未来监管框架的松紧。
相比之下，中国市场的智驾生态正在经历剧烈变革。从2024年起，中国车企和科技公司加速拥抱“端到端”大模型技术，例如小鹏、蔚来、鸿蒙智行等品牌已经将城市NOA（领航辅助驾驶）覆盖到上百个城市。与此同时，中国监管层也在快速跟进：自2022年实施《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通知》以来，对自动驾驶事故的权责归属逐渐明确，但依旧保持相对宽容的测试激励。
值得关注的是，中美在应对类似问题时路径有显著差异。美国重“事后追责”，通过国会听证和立法约束科技巨头；中国则更侧重“事前认定”，以准入政策和技术标准引导企业申报和测试。两种模式各有优劣，但共同难题在于：如何精准界定驾驶人的“监督责任”，特别是在系统看似“足够智能”的时候。
对于中国消费者而言，特斯拉FSD的中国落地进程一直是焦点。虽然在北美FSD已售出上百万套订阅，但中国版因为采集数据安全和地图审图限制，始终是“阉割版”。另一层隐忧是，一旦美国因睡眠视频事件收紧对特斯拉的宣传和功能推荐，其全球策略必然向保守调整——这或许会为中国本土智驾带来更多夸大宣传的反面镜像。
行业分析人士认为，本次国会议员的质询不仅是针对特斯拉，更是给所有L2+级系统开发方敲响警钟。中国国内也不乏“边开车边睡觉”的挑战视频，在短视频平台上甚至被当作测试智驾极限的“炫技”表演，但这类内容一旦流行，就可能挑动监管的敏感神经。业内估计，中国智驾企业可能在接下来一年内面临更详细的驾驶监控要求，比如车内摄像头人脸识别、方向盘脱离检测的标配化，以及车主手册中的风险告知强化。
正是这种市场间的心态和治理气候差异，让FSD事件成为一道教科书级案例。自动驾驶的终局或许是安全与效率的平衡，但在近中期，它更考验企业如何管理用户预期：系统好不好用和“系统能让司机睡觉吗”是两个维度的问题，前者是工程目标，后者却是社会责任的底线。
回到Krishnamoorthi设定的期限——9月30日。如果交通部在压力下做出回应，可能直接改写美国智驾监管的基调。特斯拉CEO马斯克此前曾放言FSD在2026年底达到更高自治等级，但若监管端‘收紧缰绳’，技术落地的节奏将完全改变。对跨太平洋的中国供应链来说，局势将如同探向前方的灯柱：一线光亮随风摆动，制造商要与政策共舞。
实际上，中国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：新能源汽车市场竞争已进入“智驾定义品牌”的下半场，几乎所有头部车企都将城市NOA和多模态大模型列为宣传标配。此番风暴下，正在加码智驾投入的中国公司，应更审慎地面对“自动驾驶”四个字的公众沟通。一线工程师直言，‘能力实现了90%，宣传要讲70%’，这不仅是对政策海啸的预判，也是对营销火候的把控。
无论如何，特斯拉FSD的风波既是美国内部车辆安全的监管议题，也是全球智驾走向的半折镜子。当忙碌的车主在高速上闭眼片刻，悬浮的车轮就变成了一个牵扯国家与行业的政治符号。它将引领多少车规级调整并重定义自动驾驶名册，答案或许很快揭晓。
